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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熙来律师:赢他信任很难 称如履薄冰不为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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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高官辩护的律师们

 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辩护律师克莱伦斯·丹诺(1857—1938)既为穷苦劳工无偿辩护,也为声名狼藉的刑事被告人代理官司。他曾简洁明了地道出律师的特点——公众可以憎恨罪人,但律师必须保护罪人的辩护权。

  一年来,随着中央委员会原委员、原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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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熙来律师:赢他信任很难 称如履薄冰不为过

道部长刘志军,中央政治局原委员、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等高官相继走上法庭,他们的辩护律师也受到高度关注。有人指责这些律师:“为人渣做辩护的人也是人渣。”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但他们还是用律师特有的严谨告诉大家:“犯罪嫌疑人虽然是高官,但他们也是公民,享有平等的辩护权。”

  王兆峰:

  “赢得薄熙来的信任很难”

  因代理薄熙来案的一审(2013年8月)和二审(2013年10月),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——李贵方和王兆峰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李贵方1957年出生于内蒙古,中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和大队团总支书记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,他考入吉林大学,直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,毕业后便留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任教。1993年,他开始从事专职律师工作,现在已是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。

  如果说李贵方更具“学院派”色彩,王兆峰则多了些官方经历。王兆峰1969年出生于河南许昌,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后,在检察院工作多年,2006年才出来做律师。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,王兆峰先对自己做了个简单介绍:“我主要负责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、仲裁等领域的案件,但我从未想过竟会成为薄熙来的辩护律师。”

  环球人物杂志:薄熙来的家人大约是在什么时候,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你们的?

  王兆峰:好几年前,我们律所的律师在一次会议上和薄熙来的家属认识,后来一直保持联系。大概是2012年秋天,他的家属找到我们,希望我们能为薄熙来提供辩护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他本人是什么时候认同这一委托的?

  王兆峰:在2012年11月我们和他第一次会见的时候,他简单问了些情况,就认同了。当时的认同只代表我们可以开始为他辩护了,如果中途他有任何不满意,都可以提出更换律师。后来,因为各方面沟通都比较顺畅,他对我们也比较信任了,到了二审的时候,他主动确认由我们继续进行辩护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得知薄家要请你做辩护律师,你是什么心情?吃惊吗?

  王兆峰:不吃惊,只是觉得人世间有些事情很奇妙。我研究生毕业曾到薄谷开来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面试过,因为办不了北京户口,所以我放弃了;重庆“打黑”的时候,我代理过涉黑案件,重庆当时在薄熙来治下,我与他算是有某种精神上的交流;后来,我在辽宁锦州代理过的最大的涉黑案是王立军办的,也算和薄熙来案件中的人物有了某种交集;直到这个案子,我又成了薄熙来的辩护律师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有媒体披露说,你们和当事人薄熙来共会见了20多次。这么多次会见是否能保证独立进行?

  王兆峰:次数比这个要多,大概有几十次。基本上能保证独立进行。会见时,没有办案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。但有时候出于安全考虑,比如怕他情绪突然激动做出点出格的事情等,会有监管人员在旁边照看着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你们和当事人之间隔着栏杆?

  王兆峰:对,但没有玻璃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每次会见的时间有多长?

  王兆峰:有时候一见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,甚至弄到晚上很晚,得留在那里吃晚饭。那段时间,我们把别的业务全部放下了,专心致志做这个案子。尤其到了后期,要为开庭做准备了,得和当事人进行比较充分的沟通,会见的次数也就相对频繁些。有段时间跟上班似的,几乎天天去,最多的时候一周去五六次。有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,都是司机拉着我去,(去了后)在那儿躺着谈。去得多了,那里的哨兵都认识我了。我还开玩笑说,像这样每天都去“上班”,时间一长,他们(哨兵)都不知道我是律师还是秦城监狱的工作人员了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除了李律师和你,还有助手吗?

  王兆峰:我们通过和办案单位沟通,最后找了个助手,帮我们打打字、整理整理卷宗资料。除了我们3个人,就再没有其他人参与了。为了保密,我们还专门弄了个保险柜,有5开门书柜那么大,把所有的卷宗、材料都放在保险柜里。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李律师和我两个人知道,我们要是不在场,谁也动不了这些东西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有些给犯罪高官做过辩护的律师曾对媒体表示,第一步的难点在于取证。这次的案子,你觉得取证难吗?

  王兆峰:取证难其实是个共性问题,高官犯罪案件的取证是难上加难。这类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往往牵涉国家或某地的一些机密,这些证据的保存规格较高——要么是保管这些证据的部门规格较高,要么是掌握、了解这些信息的人的级别较高,所以相对应的程序会更复杂。在这种情况下,比较合理的方式是让法院去调取证据。这次案件,前半程主要是侦查机关取证,后半程主要是法院取证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你们跟检方和法院沟通起来是否顺畅?

  王兆峰:不管哪一方,大家都是很谨慎的,谁也不愿意在程序上出现错误,沟通起来基本顺畅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代理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案子,你是不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?

  王兆峰:这是肯定的。薄熙来在案发前本身就是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政治人物,案情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宕起伏,宛如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作为被告方的律师,你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。

  另一种压力来自薄熙来本人的疑虑。比如,担心我们会不会前半截好好辩护,后半截糊弄事儿;或者庭前和他说得好好的,到了庭上就消极辩护,等等。但正如我们在庭审最后阶段发表辩护意见时提到的:也许在法槌最后落下的那一刻,他才终于明白,我们律师还是忠于职守,对当事人负责的。

  环球人物杂志:既然薄熙来最初和你们接触时,对你们心存疑虑,那么双方怎样正常、有效地沟通?

  王兆峰:在整个案子的诉讼过程中,我们任何内心变化都很容易被他捕捉到。比如,在谈到某个问题时,我们稍微皱下眉头,或者沉思一下,他马上就会想:是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某份证据?对某个问题产生了疑问?面对这样的当事人,要赢得他的信任很难,用如履薄冰来形容毫不为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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